青春-房仲物語

長期觀察國外都更運作的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執行長丁致成說，台灣都更的立法精神，與歐美、日本都盡不相同，且台灣過度尊重所有權人，效法他山之石，法的架構與對都更的認知，都還很大的努力空間。

從國外的例子來看，都更走了40年的舊金山的爾巴博那中心，過去多為工廠、老舊的勞工住宅，當初政府徵收時，民間和政府纏訟十年，才整合出折衷方案，現在則是在大型綠地外，吸引AT&T等大企業進駐，四家旅館提供3,300個工作機會，還有以每年1美元租給民間美術館、同時保留如教堂等歷史建物，更重要的是，該區內住宅面積占不到四分之一，而且高級公寓和低收入住宅都有。

歐美國家是由政府主導都更，政府向地主徵收後，整筆土地賣給建商蓋房子，地主並無權原地分配，建商也不用面對地主，只賺取開發銷售的利潤。歐美政府更在乎引入商業活動，讓社區有活力，完成一個都更時間通常長達好幾十年；然而台灣絕大多數建商在短線利潤考量下，都希望蓋高級住宅。

台灣在1983年，台北市政府也曾經以徵收的方式進行三件都更，包括柳鄉社區、台北工專北側等，雖然後來房屋都興建完成，但遇到激烈的居民抗爭，在戒嚴時期可是驚天動地的大事。丁致成說，過去台灣政府以徵收的方式主導都更，不但效率差、還要面對民眾抗爭的問題，現在如果如法炮製，更會吵翻天。

日本則以司法執行和民事精神設計都市更新制度，日本民族性保守，多數都更案都是要求要100%的地主同意；如遇上少數土地不同意，會透過區分所有權人會決議，訴請法院執行。就好像社區住戶如不繳管理費，法院會強制查封該住戶的資產或凍結薪資。

丁致成表示，日本都市更新是民事議題，糾紛由司法單位介入、行政單位不介入，但台灣都市更新是設計在都市計畫的架構下，需由行政機關執行，都更的立法精神與日本並不相同。